改革開放以來，近3億的農民工向來是推動大陸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基層力量，但近年來，這批勞動力大軍陸續出現「高齡返鄉」、跨省流動逐年減少的現象，這背後一定程度上反映當前大陸經濟轉型所面臨的內外問題，包括貿易戰、新冠疫情等外在變數的衝擊，以及人口出生率下滑、「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在因素調整。
農民工是大陸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按大陸官方定義是指戶籍身分是農民，但主要從事的是非農業工作，並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簡言之，就是戶籍在農村，但外出到城市（甚至跨省）的勞動群體。
只不過，這群近3億的農民工從2018年開始無論在總量還是人數增長上都開始出現下滑的趨勢；而另一個關鍵指標則是年齡與流動半徑，按大陸官方最新報告顯示，相比12年前，農民工2020年平均年齡提升7.4歲，達到41.4歲，跨省流動趨勢也相對趨緩，甚至出現「年紀越大，就近就業、回家就業的人越多」。
就外在變數來看，2018年起爆發的中美貿易戰重挫大陸內部以出口為導向外銷型企業之餘，客觀結構的衝擊也間接使得企業對於農民工需求大幅下滑、農民工外出工作機會銳減；而新冠疫情出現，出於防疫需求，則使得農民工在主觀意願上希望就地工作，減少跨省勞動，這也直接體現在，年初沿海各省部分工廠復工時，一度出現有錢也找不到工人的「缺工潮」現象。
而從內部因素來說，儘管近年大陸官方大幅鬆綁落戶制度，但受限於戶籍城鄉二元制結構影響，農民工在城市工作長期面臨就業、社會保障不足的先天風險，農民工近年越來越傾向回歸農村生活，加上大陸當前拋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發展格局，都增添了農民工外出工作的不確定感，更不用說，人口出生率下滑，也使得農民工的年齡結構呈現「高齡化」趨勢。
事實上，大陸產業結構轉型也體現在農民工「名稱」轉變上。過去農民工就業行業多集中在製造、建築等第二類產業，但近10年來逐步朝向以住宿餐飲、外遞等居民服務的第三類產業，籠統的農民工名稱，也逐漸調整為「外來或外省務工人員」；北京這1、2年來持續清理所謂的「低端人口」，其實就是專指這類群體。
（旺報／陳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