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防疫新十條措施發布之後，多地相繼取消出入公共場所查驗健康碼的要求，「通信行程碼」亦在服務了1034天之後下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指出，隨著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調整，健康碼徹底退出已勢在必行。不過，北大法學院另一教授沈巋則認為，在防疫轉型期，政府不能過度退位。
王錫鋅撰文指出，健康碼將數位技術嵌入社會治理，是技術權力與國家權力深度融合的典型樣本，不過「黃碼」、「紅碼」、「彈窗」近三年來成為很多人焦慮不安的生活體驗，今後無疑也將成為最深刻的全民集體記憶。
他表示，健康碼採集個資、疫苗接種、核酸檢測、場所等行程軌跡資訊，集合大數據分析，對個人疫情傳播風險做出自動化決定。基於這種數位工具的風險判定，進而管理主體採取相應的風險防控措施。「可見，健康碼的底層技術是對社會成員的大數據監控，通過大規模、持續化、高強度的監測、評價和管控，進行風險防控。」
王錫鋅認為，健康碼作為治理工具必然涉及政府權力和個人權利此長彼消。雖然政府疫情風險管控能力大大提升，但這是以限縮個人權益和自由為對價。健康碼對個人進行全方位監控，處理大量涉及隱私的敏感個資，進而採取隔離、封鎖等管控措施，無疑都對個人權益產生限制。
而元旦春節臨近，春運是大城市往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往農村的人群遷徙，也意味著疫情可能往脆弱人群更集中，醫療資源更薄弱的地區擴散。沈巋表示，政府應在疫情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從法律角度，傳染病是公衛事件，與民眾關係密切，需要政府力量透過各種方式來防止大面積擴散，政府「不能過度退位、失位」。他認為，可以宣導「錯峰返鄉」，不僅是保護脆弱人群，也可以減少醫療擠兌風險。(旺報/林勁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