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15・Array

社評／重整政府市場關係 大陸經濟再出發

重新激發市場活力

儘管大陸、香港官方都批評穆迪的評級有失公允，認為有政治目的，但這正是國際資本逐利本質的顯現。經過疫情3年，無論是已開發國家對分散供應鏈風險的要求，還是美中地緣政治衝突的避險需要，再或是大陸自身面臨的房貸危機、地方債問題及通縮風險，國際資本撤出中國，湧入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當年選擇投資中國時的動機，並無本質區別。

歸根究柢，大陸需要思考，現階段經濟體制與市場環境的「比較優勢」何在。就以被國際資本青睞的印度為例，雖然莫迪政府的民族主義傾向、落後的基建與低教育率，都是困擾發展的瓶頸。但印度具有的「蹺蹺板」優勢，是大陸所欠缺。在「蹺蹺板」的一端，印度低廉的土地、勞動力和環境成本，可以大量接收中低端製造業，而在另一端，以英文為母語的印度裔科技菁英人才早已緊密鑲嵌在歐美發達的創新集群中，雙方的互補互信關係，遠超過中國與西方。

簡言之，「低水準自由」與「高水準人才」構成了印度競爭力「蹺蹺板」的兩端，足以吸引歐美不斷挹注資金和戰略資源，使得目前國際社會對印度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前景，出現了「黃金交叉」。反觀中國大陸，無論是北京中央政府，還是各級地方政府，近年來都努力用「監管式治理」改變過去「粗放型發展」，初衷其實是好的，本意是要打造「高水準自由」的現代經濟體系，但具體落實過程還是陷入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是大陸計畫經濟時期的週期性常態，1990年代進入市場經濟後，雖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調侃，但當時中央鼓勵地方政府以GDP錦標賽模式比拚經濟成長，造就了中國經濟起飛的奇跡。隨著2008年後「國進民退」討論出現，加之後來高壓反貪腐、加強集權等因素，大陸的政府與市場關係重塑，行政主導思維下，無論是「管」還是「放」都回到原有怪圈。

例如，10年前大陸高層推動的「互聯網+金融」，變成了只放不管，釀成後來的P2P金融風險，但反過來對房地產高壓限價、緊縮信貸等政策，本意是防控樓市風險，卻釀成更大的風險，以至於如今各地對居民購房「一放了之」，又造成樓價暴跌。上述問題不僅折射在個別領域，如疫情最後1年的封城與放開，也都陷入類似怪圈。

回歸小政府強政府

北京早已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並在10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寫出答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中，前半句的表述非常清晰，「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本質就是產權保護，既包括《物權法》所規定的私有財產權，也包括智慧財產權以及穩定長久的土地使用權；但後半句「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更好」二字，亟待做出更清晰的界定，否則「更好」就會成為行政權力以「服務市場主體」為名，實則「違背市場規律」的代名詞。

近年來國際社會對大陸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擔憂，主要關切集中在「發展與安全」的問題上。事實上，大陸國安部日前發文澄清，不存在「重視安全高於重視發展」的說法，仍堅持「發展作為第一要務」，而北京領導人近期頻密會晤歐美首腦、大陸對外宣布單方面免簽政策，都在努力改善外交環境、鞏固和提振國際社會信心，相信會帶來正面效應。但最重要、最根本的，還是展開體制改革，重新激發市場的自由活力。

習近平視察上海後，國務院發布上海自貿區「制度型開放」總體方案。「制度型開放」的關鍵，在於揚棄「大政府、泛政府」傳統觀念，回歸「小政府、強政府」的深化改革初衷，以制度形式確立市場經濟環境中權力的邊界，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後半篇寫好。 (旺報/本報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