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賴清德進行黨內總統初選期間，遭人監控行蹤並公布跟拍畫面，事後他委屈地向蔡英文喊話「不可以用國家機器干預初選」。5年後的此刻，賴清德如願當上總統，但國家機器監控的對象，卻擴大為成千上萬參與集會遊行的民眾；黨政一把抓的他，過去喊話停止攻擊，現在變成樂見州官放火。
王膝知 只是冰山一角
立法院審議國會改革法案，群眾聚集院外抗議。王義川在政論節目表示，根據手機訊號顯示，這群人有6成年齡介於20至40歲；且經比對，他們不同於民眾黨519活動的小草，也不同於2024選前之夜的造勢群眾，「是全新的一群人」。這段話揭露的嚴重問題在於，執政黨是否於法律允許的範圍外，長期利用「未去識別化」的手機個資，對不知情的民眾進行大規模且無差別的政治偵防。
雖然王義川事後解釋這是透過「手機信令資料」取得的人流觀測，但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最新公布的調查報告指出，手機信令是電信公司透過基地台取得的用戶資料，可分析群眾年齡、行動、消費行為，「但販售這些分析資訊時，需要除去可以識別個資的訊息。」報告更提到，單純從技術看，確實可透過基地台掌握區域人流，甚至掌握民眾行動軌跡，「但一般公司或個人要取得手機信令搭配使用者資料，難度高。」
所以，王義川是如何達成「高難度」偵查工作？原因可能有三。第一，他的發言純屬虛構；第二，駭客入侵電信業者後台；第三，電信業者交出資料。
第一個原因或可排除。因為，一來王義川本人從未承認說謊。再者，NCC主委陳耀祥被問到王義川有無散布假訊息時，他回應「這個沒有散布假訊息」；雖然這可能只是膝反射護航自家人，但換個角度，陳耀祥形同間接證實王義川的說法是「真訊息」，否則，NCC怎能不依權責對散布假訊息的新聞台重罰？
至於駭客入侵也應排除。畢竟，要長期攻占三大電信業者後台，針對特定時段、特定區域竊取大規模個資，需要多大能耐？加上業者迄今未將王義川所稱的資料指為駭客竊取，這項原因顯然不符現況。因此，民眾個資是否因電信業者與執政黨上下交相賊而外洩，確已引發大眾疑竇。只是，面對這把火燒向民主國家的核心精神：「人民有不被監控的自由基本人權」，執政當局是如何應處？
我們看見，王義川把資料詭辯成「用膝蓋想的」；主管機關NCC行禮如儀找來業者問話，潦草定調個資未外洩；綠營側翼持續吹風將「人員監控」與「人流觀測」畫上等號，以愚民手段要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整個執政黨充斥高舉人權卻反人權的跳梁小丑，面對揭櫫過的價值，彷彿患了失語症。
老大哥 黑影壟罩台灣
不可諱言，部分電信業者縱使民營化，交通部終究是大股東，對董事會成員掌握絕對影響力；在此權力脈絡下，執政黨若提出需求，業者是該聽話還是拒絕？更進一步來說，民進黨站在掌握國安、調查、警政三大情蒐網的基礎上，想取得任何個資，通常是要不要、而非能不能；只要執政者喜歡，沒什麼不可以。就如同2019年的賴清德，即便當時的他並無任何官職，只因挑戰蔡英文，就連進出辦公室都被拍照刊登，背後是誰下的令，你我心知肚明。
換言之，民眾個資雖受憲法、《個資法》及《通保法》保障，但這條紅線是否會被逾越，存乎執政者一心；一旦存有「只要無法被追蹤就是可疑」的威權邏輯，就會出現連光譜偏綠的青鳥行動，都得被清查手機訊號的怪現象。
疫情期間的天網或已銷毀，但沒有專案名稱的政治偵防依然存在。曾受國家機器監控所苦的賴清德，在接下蔡英文的「魔戒」後，顯然是捨不得放下，才會跟著加入曾讓他痛不欲生的「老大哥」行列。到底民進黨對民眾做了哪些法律所不允許的事？我們不是「王膝知」，可以問膝蓋知天下事，但王義川所揭露的恐怕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人正躲在數據背後窺探你我的一舉一動。
此刻的台灣，亟需透過法治來維繫民主正常運行，而立法院聽證調查權的啟動，或許能夠帶來改變的契機。期許真有一天，台灣上空可以不再飄著老大哥的黑影。(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