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來大陸時，每年春運那些滿臉滄桑歸心似箭的農民工表情令人難忘；現在的大陸，滿街到處亂串的外賣小哥早成了大家見怪不怪的理所當然。也是，2009年，當大陸的經濟成長令全球驚嘆之際，美國《Time時代雜誌》揭曉的年度人物正是「The Chinese Worker中國工人」。隨著互聯網的快速興起，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以及年輕一代農民工的思維變化，願意進入工廠的農民工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滿街奔波的外賣小哥，他們代表的不只是大陸經濟的新面貌，也正提示著我們大陸經濟新一波的新挑戰。
相比工廠，現代服務業對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吸引力更大，從快遞到外賣小哥，到開車載客的網約車司機，新時代農民工已經融入了一般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據調查，在經營外賣的美團平台上，送餐人員中有75%來自農村地區，而且82%為40歲以下，在網約車平台的滴滴數據裡，出生在農村的司機占了76.34%。數位經濟所創造的就業崗位，已經成為農民工就業的重要管道。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傾向於從事服務業或自主創業，他們選擇進入自由自在的服務業，而不願意回到工廠的流水線。
科技賦能 成就了轉身
數位平台的興起不僅改變了大陸消費者的生活模式，也吸納了大量的農民工就業，根據美團最新發布的報告，2020年上半年它們擁有的外賣小哥已經達到了295.2萬人。
必須肯定的是，科技進步和商業模式的創新，確實為大陸就業市場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如果將外賣小哥的生活簡化成為時代的進步又似有偏頗。必須了解外賣小哥的當下與未來，才能夠了解他們的真實處境。
當下，外賣小哥這一新職業常常被過度美化，所謂的低門檻、高收入、自由自在，其實連大陸政府都在擔心，年輕人如果都不去學一技之長，滿腦子只想賺快錢怎麼辦？首先，是不是真的那麼自由自在？送外賣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技能？一旦年紀大了怎麼辦？這些問題實質反映了勞動者個體與市場機制、企業制度、政府干預與社會治理之間的結構張力。
外賣小哥的平均收入在三四線城市已經普遍高於當地平均水準。但這份看似高收入、多勞多得的工作其實也讓他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看似很美好 現實很殘酷
先說自由自在，事實上，打零工並非新的就業模式，早在工業化之前就已經存在。當下應用到數位經濟新業態，形成了以輕營運為主要特徵的平台勞動關係，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推動了企業的迅速擴張，甚至再度興起了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發展模式。
然而，現代化的企業管理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靈活。外賣小哥也需要建立勞動關係，一般與物流服務商建立，而物流服務商一般服務於某個外賣平台。外賣小哥的排班、考勤只會越來越嚴。遇到惡劣天氣、訂單旺季，外賣小哥更是想請假都不可能。而且城市生活不但成本高，工作的風險高且辛苦。
時代的產物 未來猶未知
就像英國經濟學家Guy Standing在《不穩定無產者：新危險階級》（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中將工作收入區分成社會收入和工資收入，不穩定無產者的困境並不是在於工資收入的高低，而在於社會的保障是不是足夠？如果你有認識外賣小哥，你會知道他們的口頭禪就是：我不可能一輩子就當個外賣小哥。外賣小哥是青春飯、是體力活、是高危職業，也只有一定週期性的代名詞。人嘛，在馬路上跑多了，就想回歸室內，做些安靜的工作，比如做個小買賣、開個小商店，或安定下來結個婚，然後呢？他們大部分其實沒想過。
（文／丁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