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力推的「一帶一路」計畫，將使其有重繪世界經貿地圖的機會，甚至進一步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貿易的主導者。部分專家學者更將「一帶一路」比擬為21世紀的馬歇爾計畫（正式名稱為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暗指著中國將再現當年世界新舊強權此消彼長的景象。但看似互惠的一帶一路計畫，卻藏著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地緣政治與該計畫成果遠不如中國預期等風險。
誠然，中國快速崛起的經濟實力，加以透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融資，共建多角化的自由貿易網絡，並完善區內融資機制，進而形成經濟一體化市場。若能成功，將帶動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的全球影響力向上提升，建立一個橫跨歐亞大陸、超過2/3世界人口及占全球GDP過半的經濟共榮圈等規劃與遠景，確實有馬歇爾計畫的意味。
但有別於馬歇爾計畫，在現行一帶一路計畫的項目中，中國扮演的主要角色是「放款者」，而非「援助者」。尤其是在預定的四大資金池──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可提供資金遠不足計畫所需的情況下，目前多依靠中國「融資」給參與計畫的開發中國家發展基礎建設。
對這些向中國貸款的開發中國家而言，一旦出現還款問題，在債務協商過程中，該等國家將喪失部分政策自主性，基礎建設也會被中國接管用以抵債。例如2017年12月斯里蘭卡還不出開發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的10億美元貸款，只能租借港口給中國某家國有企業長達99年，且當「好的資產」被接管後，便陷入對中國融資依賴和債務日深的惡性循環。在一帶一路計畫推動後，斯里蘭卡積欠中國債務占GDP比從12％升至17％左右。另一案例是與中國聯手打造「中巴經濟走廊」的巴基斯坦，將向中國貸款620億美元。對此，世界銀行和IMF均發出警告，由於中國提供的貸款利息高達7％，可能使巴基斯坦難以負擔而再度舉債。屆時，將形成對中國的債務成癮現象，這即是不少外交專家擔心會尾隨一帶一路而來的「債務陷阱外交」。
不過，債務陷阱外交看似對中國有利，卻也有五大風險相伴，使其得不償失。首先，就西方國家和蘇聯在後殖民時期為了拉攏新興國家支持，對貧窮國家援助近70年的經驗看來，即使有部分受援國取得一些突出成就，但也有許多案例是隨著民眾反對國家自主性流失，並對援助國產生反感，進而轉向支持不同政治立場的領導人，導致之前的經援付諸東流。
第二，據亞洲開發銀行預估，未來10年要達成一帶一路國家基礎建設的互聯互通，至少需要8兆美元，亦即每年需要8,000億美元的資金，但四大資金池首批資金卻不足千億，僅是杯水車薪，中國也沒有能力大量且長期提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足夠的融資，使一帶一路計畫的推展恐見遲滯。
第三，一帶一路計畫的部分參與國家經常帳逆差龐大，且經濟基本面不被看好。例如沿途很多國家要不是地理條件惡劣，人口稀少，就是人口雖多，但經濟生活水準低，市場規模不大，加以沿線國家大多為開發中經濟體，市場體制不成熟、行政效率低，通關效率與營運成本較高。若中國長期為這類財政體質不佳的合作國提供資金與融資，將徒增倒債風險。就算接收該國基礎建設經營權也無法獲得債務清償，且為了延續一帶一路計畫的可行性，中國勢必將部分債務轉為援助，排擠掉其他資金運用的空間。
第四，中國現今處在經濟發展轉型的關鍵期，經濟成長趨緩、產業結構面臨轉型階段，包括產能過剩問題尚未去化、企業債務槓桿偏高、國企經營效率不彰，以及長期一胎化政策造成人口結構惡化、社會貧富不均加劇等諸多問題尚待因應。值此之際，若中國持續提供巨額的對外援助，可能招來反彈，影響內政的穩定運作。
第五，一帶一路沿途是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區域，古代四大文明古國與三大宗教雖皆發源於此，卻也是二戰後近70％戰爭的發生地，足見其地緣政治風險極高，加以宗教極端勢力大、恐怖主義盛行，使政權更替的情況頻繁。例如中巴經濟走廊便因為穿過印度和巴基斯坦間屢有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造成印度不滿，亦曾因經濟走廊的走向問題，引發巴基斯坦人的抗議遊行，部分基礎建設融資甚至可能受地緣政治拖累而化為烏有。
要言之，一帶一路計畫雖為中國打開走向區域性經濟強權的大門、為其他參與計畫的國家帶來經濟發展的機會，但有許多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潛藏其中，這應是近2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投資占比下滑的不說之密。至於台灣，固然有儘早在「一帶一路」商機卡位的必要，卻也必須從中國運作該計畫的本質中，審慎地評估機會與風險所在。
（工商時報／ 主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