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們的儲蓄率都在三成以上，非僅高於日本，也是美、英的兩倍，多數人總認為台灣能有這麼多的儲蓄是得力於傳統美德，得力於家庭儲蓄。然而，這個昔日的印象與今日的實況已相去甚遠，我們的儲蓄結構已出現重大變化，而此一變化正反映著當前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
依國民所得定義，每年所得在用於消費後的閒錢就是儲蓄，國民儲蓄包括家庭儲蓄、企業儲蓄及政府儲蓄。過去我國的儲蓄有六、七成來自家庭部門，這筆閒錢經由銀行貸放給企業投資，在設備更新後企業生產力得以提升，出口得以擴張，總體經濟也才得以成長。早年若沒有這些儲蓄，台灣是不可能創造經濟奇蹟的，更遑論躋身亞洲四小龍。
直到民國八十年代，我們的儲蓄雖逐年成長，但企業投資擴張更快，除了家庭儲蓄悉數貸放給企業投資，企業盈餘泰半也拿去投資了，因此企業儲蓄並不多。那個年代的儲蓄有六、七成來自家庭，來自企業的僅一、兩成，有時甚至比政府儲蓄還要少，然而這正是一個健康的儲蓄結構。
在這個儲蓄結構下，台灣進入「高儲蓄、高投資及高成長」的正向循環，在這個循環裡，民國81年人均GDP升逾一萬美元，遙遙領先南韓，此一期間，家庭儲蓄實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幕後英雄。遺憾的是，這個正向循環已於九十年代畫下休止符，在政黨輪替，內閣更迭、政策搖擺下，十多年來民間投資連年降溫，經濟成長日趨低迷，昔日協助台灣創造奇蹟的儲蓄，非但無用武之地，反而轉為游資潛入房市、股市，加劇了經濟發展的風險，近年台灣更已進入「高儲蓄、低投資、低成長」的負向循環，回顧這段歷史，讓人不勝感慨。
從國民所得統計可以發現，台灣的儲蓄結構近年已經改變，昔日家庭儲蓄是企業儲蓄的數倍，但如今企業儲蓄後來居上，105年企業儲蓄高達2兆元，已是家庭儲蓄的兩倍，此一戲劇性的變化反映了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三項問題，必須加以注意：
第一、家庭儲蓄驟降反映貧窮日趨嚴重：我國平均每戶家庭儲蓄（當年所得用於消費之後所剩的閒錢）於民國六十年代平均每年不到4萬，七十年代升至10萬，八十年代又倍增至22萬，惟隨後不增反減，近五年已降至20萬，其中除高所得家庭仍呈上升，其餘家庭皆不及二十多年前，所得最低的後20％家庭更已長達十年處於「負儲蓄」狀態，非借錢難以度日。家庭儲蓄驟降反映了台灣貧窮問題已是日趨嚴重。
第二、企業儲蓄激增反映不投資已成趨勢：我國企業儲蓄早年占國民儲蓄僅一成，如今竟升至六成，眾所周知，所謂企業儲蓄係企業的未分配盈餘，在昔日民間投資兩位數成長的年代，企業盈餘都拿出來投資了，企業儲蓄自然不會太多。從時間數列可以發現，企業儲蓄於民國七十年代還不及千億，至九十年代已逾9千億，近五年（101～105）更飆升至1.7兆，企業儲蓄急速升高，意味著企業愈來愈不想投資，這全然是政治動盪所致，非解決五缺所能改善。
第三、超額儲蓄五年十兆反映泡沬風險快速升高：超額儲蓄（儲蓄減投資）是指未用於實體投資的閒錢，如今每年都超過2兆，依過往的經驗，這些閒錢必然會流到資本市場，追高股價、房價而推升泡沫的風險。然而，繁榮與泡沫經常在一線之間，百年來多少被推崇為新紀元（new era）、新經濟（new economy）的繁榮年代，至終皆以泡沫收場而釀成大蕭條，近五年（102～106）逾十兆的超額儲蓄，其規模前所未見，其風險實難估測，值得警惕。
最後我們要提醒一下，總體經濟裡的儲蓄一詞，極易引起誤解，因為中文裡的儲蓄有存量的感覺，但國民所得統計裡的儲蓄不是存量（stock），而是流量（flow），是指當年所得用於消費後的閒錢（儲蓄流量），而非歷年閒錢積累而成的儲蓄存量。然而，流量與存量並非相互獨立，流量的消長終將使存量產生變化，進而更深刻的影響一國的經濟與社會，往正向走則帶來繁榮與信心，往負向走必陷入蕭條與頹敗，能不慎乎。
舉例來說，後20％低所得家庭第一年「負儲蓄」還可以靠先前的儲蓄過生活，因為其儲蓄存量尚為正數，但在連續十年負儲蓄之後，儲蓄存量已耗盡，這些家庭恐怕已無以為繼，不容忽視。再如超額儲蓄一年2兆，積累十年的存量已達17兆，望之令人生畏。從存量的角度觀察，台灣當前的處境可謂處處有危機。
我們呼籲執政當局認真去了解儲蓄的內涵及近年所產生的變化，由此將會發現當前台灣社會隱憂重重，各類風險正漸升高，已不容須臾懈怠。但願主政者為天下蒼生計，以臨深履薄的態度面對這些問題，並放下政治成見，重建朝野互信，果能如此，台灣經濟或有撥雲見日的一天。
（工商時報／主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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