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客觀的經濟數據、需求面及政策面三大面向因素考量，不難得出2018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將呈現「平穩前行」（level off）的預測。但金融市場不免質疑，在太平洋上空交戰不休，讓許多國家惴惴不安的中美貿易戰呢？動輒百億、千億美元範圍的制裁與報復上路後，不會打亂全球經濟的平穩步伐？
具體地說，近月採購經理人指數、OECD領先指標及WTO世界貿易展望指標等雖較早前下滑，但皆位處相對高點；2015年以來的全球景氣復甦伴隨著就業的增加，使消費動能的能見度提高，企業遂較樂觀看待未來業況，進而提高投資意願。OECD最新預測指出，2018年OECD國家的投資可望較2017年加快，顯見由就業擴張帶動消費與投資的增長模式具有自發性特質，讓經濟成長動能具有韌性。
再加上財政政策寬鬆程度明顯較去年大，貨幣環境依舊相對寬鬆，如聯準會持續採取「漸進式」（gradual）升息步伐，縮表方式也早在2017年6月底定，並承諾其預期最終資產負債表規模將介於海嘯前與實施QE的高峰間，代表海嘯後的「新常態」（new normal）不至於會對市場帶來太大的意外與衝擊。而歐洲央行與日本銀行也在近期會議中，公開暗示可預見的未來將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基調。
因此，在結合經濟數據、需求面及政策面因素後，從「事前」（ex ante）的角度研判，今年下半年全球經濟處在成長持續、加速不易的「平穩前行」格局，應無疑義。尤其是就現階段的進展看來，中美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尚屬有限。
進一步分析可知，美國將在7月實施的500億美元關稅清單，僅占每年自中國進口量（約6,000億美元）的1/12，且被制裁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零組件相關項目及非主要消費財貨上，中國亦非獨占廠商，使這類商品有其他來源可填補供給短缺，不至於對美國經濟產生太大的衝擊；而中國針對美國出口的500億美元商品回以報復性的關稅，卻因其僅占美國每年GDP產值的0.2％，且以初階原物料及供應鏈較短，跨產業關聯性較低的產品（如農產品、水產品、能源產品等）或價格敏感性較低（如汽車整車、化工品、醫療設備等）的產品為主，不太會連動到其他產業而產生乘數效果，對美國GDP的殺傷力應低於0.2個百分點。
至於金融市場最為擔心的貿易戰升級，也就是美國總統川普先前宣稱未來可能會對中國額外擴增2,000億美元商品課稅，金額大增且可能波及產業關聯效果強的終端消費性電子產業方面，則尚處在「喊價」的階段，具體的清單與實施時間都還沒有明確規劃。甚至在川普性喜雙邊協商的個性，與今年11月期中選舉逼近的情況下，容易流於其為國內選情加持的政治操作，以致於在川普主導下的貿易戰升級，本身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是否或何時發生，隨時可能有變化。
然而，從美國議事程序來看，這個議題在今年第3季轉為「現實」的可能性不高。因為從美國7月確定要對中國擴大關稅範圍，到草擬清單間約需數週時間，之後又要給國內企業2個月的期間審閱與聽取建議。在收集完前述訊息後，必須再重新修訂關稅清單，才會正式上路，前後加起來的行政時間大約要4個月。也就是說，實際上路最快也要等到今年底。在這段「實際制裁」的空窗期內，若中美雙方達成某種協議，貿易戰升級最後仍可減輕，甚或出人意表的解除。
但即使在前述對全球經濟、財政與貨幣政策，乃至於中美貿易戰的客觀分析中，找不到重擊下半年榮景的確定證據，但若中美貿易戰與聯準會貨幣政策收緊的兩大烏雲高懸，使人們防禦或恐慌的心理因素不斷發酵，難保當前全球經濟不會下挫。
例如貿易戰讓企業與消費者感到未來經商環境感到難測，引發防禦心態的動物本能，進而減少消費與投資，甚至在紛亂的貿易戰訊息打擊下，信心潰堤而轉為恐慌，便會對經濟產生意料之外的拖累。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在聯準會貨幣政策，即使引用計量模型分析聯準會升息與縮表的影響，大致都可得出今年美國貨幣環境料將處在寬鬆狀態的結果。但眾人對「前所未有」的非傳統性貨幣政策應如何退場的經驗不足，設計模型時難以完善，且在時空環境不同下，市場參與者的風險意識及看待貨幣政策的態度顯有差異，單以進場時的效果反推退場效應，仍有待商榷。
要言之，當前全球景氣熱絡、經濟成長動能具有韌性、貨幣環境可望續保寬鬆、中美貿易戰仍有政治盤算與行政程序可供緩衝或解除，是不爭的客觀事實。惟中美貿易戰、聯準會收緊貨幣政策兩大事件容易牽動「心理層面」的變化，一旦人們與市場的動物本能被觸動，陷入負面的自我實現迴圈時，一場造成實體經濟惡化的午後雷雨，就將驟然而至。
（工商時報／主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