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服務業生產力雖有提升，但薪資所得的成長卻比不上生產力的增加。除少數的科技、製造相關的服務業（如資訊、通訊服務、金融服務、智財相關服務）、具壟斷或寡占、特許服務業（台電、中油、電信等），以及具有跨境、國際化的服務業（如85度C、鼎泰豐、國際級觀光飯店），多數服務業呈現中低薪或薪資停滯的困境，何以致之？
在此，我們必須首先點出一個長久以來的事實：台灣的服務業低薪和二十幾年前的教育改革脫離不了關係。由於台灣服務業近年來生產力增加有限，但又有源源不絕的專上畢業生投入，在人力供過於求的情況下自然無力創造薪資漲升的空間。話說從頭，在1994年時，教改聯盟要求廣設高中、大學。1994年台灣有17.3萬名大學生、2007年增加至112萬人，2015年則再增加為130萬人，20年間增加了7.5倍。台灣25～64歲的高等教育人口比率高達45％，遠高於OECD國家33％的平均值。另一方面，1984年台灣有29所大學，目前則有160所以上的大專院校，高等教育的供過於求造就了台灣今天青年的低薪困境。
教育的過度投資，使台灣的「菁英」教育，走向「普羅」教育。每年有20幾萬的高中職畢業學生，八、九成以上投入專上教育，而畢業後也多數投入服務業。此一人才投入行業的嚴重扭曲下，致製造業人口供不應求，高薪也請不到員工。反之，服務業人力供過於求，法規管制又使其生產力的提升受到制約，再加上缺乏外資投入帶來的高階機會，自然壓抑了薪資。另一方面，觀光業的不振、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侵蝕了實體商店，也影響了觀光、零售、餐飲業行業薪資的漲升。因此，如果不從大學的退場機制著手，調整大專院校和技職教育的比例，調整製造和服務人口的配置，未來很難扭轉低薪情況。以瑞士為例，20％左右的學生投入大學、碩博士教育，另外，80％的人口投入技職教育，在彼此有專業下，白領、藍領的薪資差距不大，專業能力也受到社會肯定。
除了調整教育政策及扭轉人力在製造、服務配置之外，提升服務業生產力也必須加速進行。而提升服務業生產力的策略不外乎導入科技、進行資本投資、加強人才培訓、自由化與法規鬆綁，以及協助青年創業等。
在人才培訓上，學校教育的養成已經和企業的人力需求呈現大幅脫節情況。因此，學校應降低實務界專家進入學校教學的障礙，延攬更多民間專業人士加入教學的行列。以實踐大學的服裝設計、台灣科技大學的工業設計，以及民間的學學文創為例，引入民間實務專家，使課程更符合產業需求，人才培訓更紮實，更需求導向，自然可以創造不少高薪的機會。
其次，目前有不少加盟事業在海外展店，或製造業進行全球布局。因此，如果政府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時，教育部、勞動部和有意國際化的台資企業合作，量身訂做課程，畢業後學生可以追隨企業國際化而前往其海外事業任職時，一來培養國際化人才，使國內青年得以搭上國際化列車，二來也可紓解人才過剩的壓力。當然不少人會批判人才外流，但與其留在國內只能接受低薪，並產生被剝奪感，埋怨政府的情況下，不如協助其海外就業、培養國際觀，反而會因此而感激政府。
在科技導入、資本投資上，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政府推動中小企業數位化，並導入資料探勘（data mining）、人工智慧（AI）等科技，使企業在銷售、促銷上有大數據可參酌，進而增加企業營收及高階資訊服務人才的導入。其次，透過本土的系統整合團隊，協助服務業導入科技，降低其智慧化的障礙及資金壓力，自然有利於中小企業的投入。
在法規鬆綁／產業化的努力上，服務業主管部會除既有的績效指標外，行政院也應要求其訂有20％的產業化指標（如引進投資金額、創造高階就業人數等），將超過10兆元新台幣的超額儲蓄，和超過20兆元的保險資金導入長期照護、long stay、金融理財、都市更新、資料開放、國際醫療等領域。而前述產業在導入民間資金動能產業化後，自然可以帶動國內服務業的投資和商業模式的精進，並進而創造高階就業機會。當然，為了避免圖利財團，應有回饋金的設計來照顧弱勢族群的配套，使政府有堅強的論述來說服民眾支持，降低可能的反商情結。
此外，內需推動必須有外來驅動力（driving force）才有誘因刺激業者投資。因此，在國內觀光人數增加有限下，提高觀光的附加價值（如定目劇場的規劃、觀光定點的串聯），或由政府提撥觀光基金，主動投資觀光建設、驅動民間的配套投資，才有助於服務業動能的提升。
（工商時報／主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