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戰爭都要打二遍，第一遍在戰場上，第二遍在記憶裡」，汪精衛，中國近代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四十年政治生涯，始終處在風暴核心。其詩歌才能，對於他的政治生涯，也起到相當關鍵的影響力。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教授楊治宜新書《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是探究汪精衛政治、文學與個人生活的傳記，帶領大家重新認識「悲劇結局」的汪精衛。
位於國父紀念堂的一幅壁畫，國父站在中央，所有人都直視前方，只有汪精衛低頭側目，它以最直觀方式，展現了民國史書對他的道德譴責。楊治宜認為汪氏的失敗象徵著士大夫政治的終結，也是文人政治於軍事強人的必然命運。「汪精衛的政治才能也許最適宜於議會民主制。」楊治宜認為，他的外表具有魅力，他的理想與現實主義相融，原則與調和共存，而在文學上，他是詩人，也是書法家，一度是當時南京文藝政治的沙龍代表人物，而最終，卻成為了中國革命偶像淪落的代表。隨著一位愛國志士的子彈射中汪的脊椎，汪病情惡化直至死亡，但真正的死亡，是關於他的記憶煙滅。
楊治宜教授於新書發表會中表示，「汪精衛並不認為自己是左派，被視為左派因為當時國民黨許多人轉向右派，當時蔣、汪二人正在競爭主導，而在九一八事變後，才有了蔣汪合作。」「汪精衛雖然對於蔣介石多有不滿，他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最後，走與不走，仍是自己的選擇。因為他認為自己可以與日本政府，談到比較好的和平條件，再交給蔣。」楊治宜認為，缺少汪精衛的這一塊拼圖，就會讓歷史不完整，討論汪精衛，就是希望知道他在其中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
出席楊治宜新書會的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王德威認為，「今天面對對岸的威脅，我們也面臨戰爭還是和平的選項，我們指責汪精衛過去做的種種與決定，現今又會是什麼樣的立場呢？這本書是適合關心政治的你我，共同面對的話題。」中研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也認為：「汪精衛的詩詞反映著一種情感，就像要戰要和，和是哪一種和，和的過程中，又要哪一種對抗？汪精衛死後，原安葬在南京，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炸掉，屍體被挫骨揚灰。後來孫科下令營造「觀梅軒」，坐落於汪墓遺址的一小徑上，閱讀此書後才發現，原來還有人以『梅』紀念著汪精衛。」
儘管汪精衛最有影響力的詩歌都是其政治生命相關，但他的詩歌大都是山水詩，將政治的不得意以抒情的方式轉化。例如汪氏借葉落林高的意象，盛讚「何以謝歲寒，臨難亦不苟。蒲柳奮登先，松柏恥凋後。敢辭晚節苦，直恐初心負。」楊治宜認為，當時的他，正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不乏有藉詩詞「統戰」的意涵，但在1941年與日本合作後，又拈出這首詩，更有著意味深長，暗示著對中華民族之林的眷戀情深。
汪精衛政壇沉浮多年，一次次敗退與回歸，所賴惟有聲譽，而逐漸轉變的卻是其從「刺殺者」與「被刺殺者」的角色錯位，隨著對日抗戰爆發，日本在華推動「和平運動」，汪政權成立，相信藉由「與日本合作，總比它直接掠奪更好」，積極推動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但也因為日本無法踐履民族平等而感到失望，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戰後，據說汪曾對其長公子說：「若中國還能有救，只有希望我是身敗名裂，而我們的家是家破人亡。」正如其晚年所寫之詩，「六十年無一事成，不須悲嘅不須驚，尚存一息人世間，種種還如今日生。」
「大疫、蕭條、通脹、義憤、暗殺、戰火、逃亡——不滿的強權試圖透過暴力擴張來消弭內部的危機，而絕望的弱者用極端的手段進行反擊，我們今天的世界又迴蕩著1930年代的不祥迴響。」楊治宜之作並非強調黑與白的對立，而是呈現在異國占領的刺刀之下，人時時刻刻都必須做出兩難的抉擇。
也許是預見了身後的罵名，汪精衛在病榻上吩咐家人和從者不要整理發表他的言論文章，只希望自己的詩詞能夠得以出版，流傳後世。汪精衛試圖透過詩歌為後世所理解。在《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中，作者楊治宜將不同的方法論融合，包括細緻的詩詞詮釋，援引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美國、法國與德國的檔案，以及回憶錄、歷史期刊、報紙、訪談與其他學術作品，是第一本以批判的角度與對人性同理的立場，對汪精衛生平與作品做出了最深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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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新聞網/梁仕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