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月之間，幾位學界、藝術界的大師相繼過世，先是黃永松，繼之齊邦媛，隨之張照堂、傅申、歐豪年，引起文化人不勝唏噓，深深感嘆「一個時代正在過去」。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呢？重新凝視他們生平的貢獻，以及懷抱的胸襟，我們將會看見存在其上更為動人的精神，以及處身立命之道。
跨越兩岸傳承燈火
齊邦媛先生因為戰亂，少年即從東北流離辭鄉，輾轉過重慶、樂山，一邊躲警報，一邊讀書。在戰火烽煙裡，打下深厚的文學根底。抗戰勝利後她到台灣工作，一生奉獻給教育。她不僅注重台灣文學的外譯，讓外國學界得以看見台灣，更注意中學國文課本的修改，務期讓當代文學創作可以分享給年輕學子，體會創作的喜悅。
齊邦媛是一個典型，在1949的漫天戰火中，渡海來台的30幾萬知識分子因台灣高等學府太少，無處可教書，只能高成低就，先尋找師範學校或中小學落腳安定下來，把杏壇當成傳道授業的所在，盡其所能，讓中華文化得以傳承。不僅是齊邦媛，那時多少文化人、藝術家、大學者，一邊感嘆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邊在民間默默傳播著文化的燈火。
俞大綱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在台灣重建藝術教育，在大學教書之外，盡力傳授戲曲、民俗、舞蹈、音樂等。他的弟子，包含了後來影響深遠的1970年代藝術家、創作者，如林懷民、蔣勳、黃永松、奚淞、邱坤良等。因為他們的傳承與創作，中華文化不再花果飄零，而成為不斷傳承、創新，開枝散葉的花園。林懷民創立「雲門舞集」已逾50年；黃永松與吳美雲創立《漢聲》雜誌，為台灣重視地方民間文化建立典範。在197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時，他們在一股孤臣孽子的悲憤無助裡，以在地踏實的報導，找回自信、飽滿、優雅的民間文化。
此外如姚一葦先生，則在美學研究與文學評論上建立典範，鼓勵培養了新一代的作家，如陳映真、尉天驄、白先勇、黃春明等。他們屬於同一時代的文化人，都是在文學藝術上各有成就。不僅是知名的幾位，更有無數不知名的「1949渡海傳燈人」，在各個教育領域開枝散葉。傅申先生之於書法創作與研究、古文物鑑定上的專業，舉世無出其右者。歐豪年先生之於畫藝傳承，授業弟子滿天下。
超越政治悲憫胸襟
然而，在傳承的意義上，不僅是專業藝術領域、學術傳統，更深厚的影響毋寧是一種文化胸襟。黃永松以桃園客家子弟的身分，不僅在台灣，更到大陸展開文化根脈的保存，舉凡手工藝人、建築、老屋、民藝、剪紙、植物、婚俗、自然生態等，莫不作為最寶貴的文化資產，加以記錄保存。他的用心與愛心，感動了無數人。大陸無分各界，一談到黃永松，莫不豎起大拇指，感佩讚譽。張照堂則為台灣留下早期影像紀錄，包括民俗、廟會、農村、自然生活等，也教育了許多後來在攝影界貢獻良多的學生。
從俞大綱、姚一葦、齊邦媛、歐豪年、傅申，到黃永松、張照堂，一代代的文化傳承自有超越時代的大胸襟。而正是這種大胸襟，讓人可以超越政治、超越種族、超越語言，帶領文明走向更高的境界。無論從廣布於大地的民間智慧，或歷史敘述的謙卑與悲憫，他們都不是可以用本土或中國、新或舊時代來區分的人物，他們的辭世原該有更多的關注，更何況他們的一生絕大多數時間是在台灣過的，在台灣，他們都曾扮演過重要的文化角色。
作為個人，當我們看見這樣的生命典範，即使世局紛亂、仇恨當道，至少在我們心中，仍有「人之所以為人，文明之所以為文明」的一盞明燈，看清自己的座標，看清生命價值的所在，以更大的胸襟，更長遠的關懷為志業，傳承並創新先輩們留下來的文化遺產。
事實上，當前世界局勢正日漸走向分裂孤立，反全球化的風潮讓美、歐、亞陷入更為分裂而難以治理的困境。今天，當我們追念著這些文化前輩的生命典範時，我們更要學習的是他們的文化胸懷。兩岸之間，如果能以文化深度傳承的胸襟互相對待，彼此敬重，拋開政治意識的分歧，而以文明傳承人的共同情懷互相扶持，兩岸或許會找到寬廣的解方，而這紛紛擾擾的世界，也會看到新的曙光。(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