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經過45年改革開放，綜合實力崛起為世界第二，部分領域甚至超越美國。中國人洗刷百年歷史屈辱，正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復興。然而，兩岸關係緊張，台灣問題國際化愈演愈烈，台灣成為決定民族復興成敗的最後一道關卡。
民族復興最後一道關卡
兩岸走向統一，本質上是三個問題的解決：第一個問題，兩岸制度、經濟、社會發展能否趨於一致。儘管大陸沿海發達地區富裕程度已經追上乃至超過台灣，台灣人也愈來愈願意到大陸工作、生活，但台灣人均所得仍然高於大陸，社會開放、人身與言論自由、社會福利、醫療保障等方面仍具有顯著優勢。不過，在這些問題上，大陸有充分自信，也清醒認識到，歸根結柢底需「辦好自己的事」，維持發展進步的勢頭。
第二個問題，如何克服或化解國際勢力對台海情勢的影響。雖然「台灣問題國際化」概念近些年才成為顯學，但實際上是不折不扣的「老問題」。1895年台灣因清廷戰敗被割讓給日本、1945年因抗戰勝利回歸中華民國、1949年又因國共內戰而隔海分治至今，兩岸問題的每一步都和國際因素深度糾纏。因此，只有大陸的實力與影響力，足以令國際勢力願意在台海問題上妥協，才是兩岸統一的真正時間點。
第三個問題，如何與台灣政治體制共存共「融」。眾所周知，中華民國體制在台澎金馬扎根，雖然仍保留大一中框架，但事實上已經建立起以台澎金馬2350萬台灣地區人民為邊界的憲政秩序。台海分治75年，無論兩岸關係交好或交惡、無論兩岸憲政體制孰優孰劣，雙方事實上已經形成兩套平行的憲政秩序，並基於各自憲政秩序，塑造了兩種具有政治意義的國家認同。
如果問台灣人「中華民國是中國，還是台灣」，大部分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後者，其實前者才是符合憲政體制與歷史脈絡的答案。暫且不論是否受到民進黨意識形態操作的影響，「各過各的」早已成為台灣人民認知中的兩岸現狀，讓兩岸關係進入第三階段：從最初的正朔之爭，到後來的制度之爭，再到現在的認同之爭。
在正朔、制度之爭時，兩岸對同屬中國、同為中國人均無異議，但進入認同之爭，問題就變得複雜：一方面，兩岸從政治認同之爭上升為國家認同之爭，另一方面，台灣認同除了與中國分道揚鑣以外，還結合了更多國際因素，當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威脅感持續上升、並聯合採取回應時，台灣就會不自覺將自己置於西方一員，自外於中國。
重新檢討對台兩手策略
回顧大陸長期以來的對台政策，可用「兩個兩手」概括，其一是反獨與促統的兩手，其二是軟與硬的兩手。在兩岸進入認同之爭的背景下，大陸反獨或硬的一手固然是希望打擊「少數」，卻忽視了「少數」也是依照台灣既有憲政秩序產生，是「多數」民眾政治認同的組成部分。這就造成一組悖論：大陸愈是想打擊「少數」，愈導致「少數」和「多數」綁在一起，愈把「多數」推向西方世界、對大陸的不安感與日俱增，而外部對台灣的聲援又引起大陸更大的警覺。如此反覆，形成負面循環。
大陸的兩手策略，源於中共統戰理論中「拉一派打一派」或「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但兩岸統一絕非簡單的政治博弈，而是事關民族復興的歷史性事業。難能可貴的是，習近平提出的「融合」論述，超越了反獨促統的低階策略維度，如果以融合為基點，思考實現和平統一的正確路徑，就不可避免要重新檢討「兩手」策略的正當性與有效性。
兩岸以和平方式實現融合統一，當屬中華民族基於實力與道德的雙重成就，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靠實力攻克、輕忽道德感召，勢必引發台灣與國際社會的長期性抗拒，變成民族復興的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如何超越「兩手」策略，鍥而不舍溝通台灣社會、爭取台灣人心，讓統一在和平的環境中自然而然實現，大陸應該有這個能力與自信。(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