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同校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大陸《憲法》與政治理論、《港澳基本法》等。
香港疫情持續失控，連帶引發要堅持「動態清零」或「與病毒共存」的討論，田飛龍在大陸「觀察者網」撰文指出，香港不能輕率和僥倖地企圖躺平、與病毒共存，那不僅是抗疫失敗，更是民生困頓以及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的決定性失敗。
田飛龍指出，香港第5次疫情爆發及其失控，原因之一就是香港在中西方兩種抗疫模式之間左右搖擺，防控體系和動員能力未真正達到大陸「動態清零」標準，導致清零時機延誤和疫情擴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風險，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存在決策和執行的失誤。
「抗疫是香港的大政治，事關民生正確，也事關國家政治的正確。」田飛龍稱，香港抗疫的搖擺和失誤，有管治層面和社會層面之根源：即香港公務員、甚至一般社會精英習慣於崇拜和追隨西方價值和模式，不相信國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續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並不真正願意回應民生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田飛龍強調，社會配合是動態清零的關鍵條件。西方社會也嘗試過清零，但由於個人主義根深蒂固，社會自私而不自律，不願意為集體和他人做出利益和權利的部分犧牲，導致系統性抗疫失敗。
他更直言，與病毒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嚴重人道和人權代價的，是抗疫失敗的無奈之舉，絕不是優選路徑。香港社會有個人主義基因，也有社會自律和集體互助的東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會領袖應做好抗疫動員和心理引導，才能推動社會與政府一起實現清零目標。
田飛龍認為，動態清零模式和病毒共存模式是中國和西方各自調整的抗疫模式。隨著動態清零經驗和執行機制成熟化，在社區精準封控，加上大規模疫苗接種支撐下，動態清零是可持續的，總體成本也越來越低。
反觀西方的病毒共存模式放棄政府領導和社會共同努力，他主張單方面依賴疫苗和自然感染，但對病毒變異及未來擴散的風險並無可靠的科學依據和控制能力，其總體成本只會越來越大。
（旺報／陳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