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數位經濟的發展蔚為世界潮流。隨著網路的快速發展及行動通訊科技的崛起，加上大數據、雲端運算、物聯網等科技的日趨成熟，全球經濟發展進入嶄新的紀元，也對傳統的經濟、產業發展模式，帶來重大的挑戰與考驗。不過，中小企業在人才、資金不足及獲利微薄下，如何因應數位經濟時代？
在台灣，面臨更多的內憂外患和激烈的變革衝突。背後原因歸納如下：
第一，產業和心態的包袱問題：台灣傳統中小企業，絕大部份是家族企業，在已成熟的台灣市場，已習慣它們的方式及成本管理模式來經營事業，而且數位技術有可能是要革自己的命，對企業風險太大，因此轉化成數位企業，只能多說慢做。
第二、缺乏大型的領頭羊企業：台灣沒有大型的互聯網企業來帶動數位轉型，無法有效的驅動數位科技，包括領頭和投資，只能萬事靠政府。數位經濟的發展，需要產業政策的推動，更需要企業的創新，就以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為例，在美國是尖牙四巨頭（Facebook、Amazon、Apple、Google；FAAG），在中國大陸則是由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組成的BAT三雄，上述企業對於新技術，如人工智慧、區塊鏈、大數據等的大力投入，掀起了創業、創新的熱潮。
第三，政府的行政效率問題：台灣政府存在「小政府，大市民」的限制，且行事風格防弊大於興利，立法困難，投資市場薄弱，無法成為數位經濟的支持者，充其量也只是參與者。
第四，學習意願弱化：一個沒有足夠的動能進行自我學習和反思的社會，去催促企業本身進行改變更是困難。過去，台灣社會渴求進步會大量的引進知識工作者，會大批的出國進修和留學，但隨著出國人數和學習專業的減少和分佈，以及來台投資和吸引人才誘因的減弱，台灣在數位經濟時代的發展值得警惕。
在困難重重之下，中小企業如何在數位經濟時代跨出第一步呢？先從數位經濟如何改變社會來切入可以看得更清楚。這十年來最大的改變首推移動化，人們無處不進行網路互聯。其二是社交化，愈來愈多人的消費和觀點，會受新社群的影響，理由在於愛好相同及有信任連結。其三是智慧化，物聯網使得物物相聯，藉由感應器的感應和驅動，物體硬體都智能，當進化到人工智慧，硬體運算加速，深度學習演算法精煉，造成萬物皆可分析，物體硬體正式從被動升級成主動；其四是去中心化，中間商及中介者逐漸消失，藉由平台，生產者可以直接連結消費者，需求者可以連結服務者，所以形成數位企業，上述四化即為成功的關鍵。
至於政府的角色何在？美國、大陸有大型網際網路廠商帶動產業發展，台灣企業相對付之闕如，因此，政府必須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政府應考慮規劃本土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SI）團隊方足以減少中小企業進入數位經濟的障礙。至於如何運作本土性SI整合團隊？主要的作法在於鏈結具物聯網（IoT）技術的人才，對電力、電源有了解的人員，以及應用領域（如紡織、農業、石化、工具機等）獨門知識（domain knowledge）的人才，將上述人力予以整合、訓練，並透過適當的示範場域來實驗、展示，爭取應用的商機。成功後可以協助廠商更了解客戶的需求，並整合其供應鏈，提供更有效率、更客製化的服務。
政府如何切入SI整合而加以協助？台灣在土地缺乏、環評趨嚴下，未來大規模製造、生產的生存空間縮小。但既有業者思維保守、創新不足，因此，若干創新型創業、提供解決方案的中小企業應加以鼓勵，扮演鯰魚刺激鰻魚的角色。大體而言，中央政府首先應指定部會接受創新實驗的申請，其次和地方政府合作，擇定地區提供土地或廉價租金，使申請企業有示範場域與展示中心，爭取可能的商機。當然，若干測試實驗有其風險或法律制約，政府若能提供法律上的免責條款，使其在一定場域內，降低測試實驗的風險，對企業會有幫助。同時，亦可敦促大學加強和產業界的合作培育人才。
此外，目前幾乎多數的OECD國家都有全國性的數位創新策略，包括新的產業政策、群聚政策及智慧專業化策略。主要的政策方向及轉變包括：一、強化研發能量、基礎建設、人力資源改善等及創新架構的改善整合；二、多數表現較佳的國家，都把研發創新的資源擺在具優勢的ICT高成長領域；三、調整政策工具，更聚焦重點領域，並將用更多不同的政策工具組合（如補助、租稅優惠、創投等工具的同時使用）；四、針對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如氣候變遷、醫療照護、交通規劃等投入龐大創新研發資源。因此，台灣政府也應在上述領域及政策上多加著墨。
（工商時報／主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