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因應中國之不公平措施，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已於7月初針對中國價值340億美元產品課徵25％關稅，其餘160億美亦進行公眾評論中。此外USTR亦研議對中國價值2,000億美元之產品課徵10％關稅。中國方面亦表示，來而不往非禮也，也打算對美國出口至中國產品課徵關稅予以反制。一時之間劍拔弩張，貿易大戰正在進行。
雖然川普總統可能虛張聲勢，尋求更佳的談判籌碼，以及累積年度期中競選的能量，因此，美中雙方仍有台階下。但另一方面，川普總統的重要幕僚多數視中國為主要的競爭敵手，雙方的矛盾除了經貿、科技之外，還包括政治、軍事、石油美元，乃至貨幣的鑄幣權等，未來的歧見恐怕會持續不斷。
在中美貿易戰爭，乃至貨幣戰爭可能持續下，不少台灣在大陸廠商對出口至美國的貿易，乃至供應鏈的斷鏈表示憂慮，而有移轉生產基地，重新全球布局的可能，而它們布局的地點除了東南亞、墨西哥等地，甚至包括移回台灣生產，這對直接投資（FDI）低迷的台灣，不啻是久旱逢甘霖，應有積極爭取的必要。上述說法也呼應了目前蔡英文總統的宣示，隨著經濟的復甦，5+2產業創新的漸入佳境，台灣是台商布局全球的最佳基地。基於此，經濟部也馬上祭出誘因，歡迎台商回台投資。
但令人遺憾的是，幾個財金主管部會卻採不同立場，表示台商回流歡迎，但不能給予租稅特赦。否則，對台灣本土廠商不公平。它們所抱持的理由包括：美國租稅特赦效果不佳、資金流入OBU無助投入實質經濟需求、並可能引發炒作不動產，以及造成匯率波動。
但上述反對論點卻落入「張飛打岳飛」的情境，因為我們所欲爭取的台商回流，是設備、機器、廠房等實質投資，而非熱錢、金融的操作與投資，如果再加上5年不能投資房地產，資金的分批匯回，或採總量管制、先來後到（first come, first serve）的配套，應可杜絕大部分的疑慮。
而拿台灣和美國相提並論，更是不合時宜。美國已是外人直接投資（FDI）豐沛國家，2017年流入的FDI高達2,753億美元。反之，台灣近幾年FDI低迷，2017年只有32.6億美元，為美國FDI的1.2％，少得可憐。而缺乏投資動能，這也正是台灣經濟平庸成長及薪資停滯的原因，更何況未來吸引台商回台投資的標的是鎖定5+2產業創新領域。再者，租稅特赦不能只看靜態公平，如能引進台商回台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經濟效益，造福更多的民眾，所帶動的就業機會、所得公平分配，未嘗不是隱含「動態公平的考量」？若干主管部會一再拘泥於狹隘的公平正義，推卻投資的活水，日後只會造成均貧的局面。
平心而論，台灣內需市場小，兩岸對峙又使台灣失去扮演大陸市場的跳板角色，加之以台灣當前的五缺困境，以及勞資對立、環評制度嚴苛，如果再缺乏適當的誘因機制，恐怕不易吸引台商回台投資布局。而且我們欲吸引的都不是一般的金融投資，而是直接的實質投資，這些投資如果逗留海外，政府連一毛錢的稅收也課不到；如果回流，政府可以象徵性課稅，但其創造投資、就業、經濟動能的外部效益，對台灣經濟將可提供大量活水。至於防弊方面，只要其承諾的實質投資變卦，政府可設立機制予以處罰，要求補稅。
真正的關鍵在於執政者的心態，有企圖心和勇於任事的官員，就可以在租稅特赦的適用稅率和實質投資的金額、外部利益間，設計出應有的平衡點。反之，目前各部會永遠把風險放在第一位，缺乏政策配套設計的勇氣，雙手一攤，金口一開，風險高、不符社會公平正義，活生生的把台灣經濟可能突圍的資金擋在門外，當然是一事無成。
引進台商資金會有一定風險，對台灣內部廠商亦有可能造成不公平，但可考慮先行先試、總量管制、落日條款的配套等設計，而非一味拒台商於千里之外。當前政府吸引外來投資及本地廠商投資低迷，原因在於系統性的失靈，而失靈原因來自跨部會的協調不足，中央、地方政策的扞格不入；而協調不足與扞格不入，又來自部會或中央與地方的本位主義，以及官員缺乏企圖心、不能勇於任事。如此一來，台灣經濟欲有所作為，產業欲加速升級，薪資停滯欲有所突破，恐怕難上加難。
我們衷心希望，賴揆在台商回流的議題上，能在行政院的格局上，加強跨部會的協調，在回流資金的可能規模、租稅優惠的稅收損失、可能創造5+2產業的投資效益，降低風險的配套等展開積極的評估。如果可行，應儘速引進海外台商的直接投資。如此，低迷的台灣投資才能在大旱之下盼得雲霓，為經濟注入活水，再造成長契機。
（工商時報／主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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