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後，大陸遭到各國的封鎖，國內意識型態爭議激化，經濟遭遇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危機。還好，中共元老鄧小平於1992年初南下鼓動改革思潮，吸引投資熱潮，讓大陸經濟恢復生機。但很快的，「大幹快上」的作法又引發經濟過熱、物價飆漲，時任副總理朱鎔基臨危受命，既收緊信貸，又搭配財稅、金融、物價等改革，才讓大陸經濟重回正軌，實現軟著陸。
六四事件後，大陸經濟路線重回計畫體制老路，當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判定改革開放進展過快；加上西方各國政府對大陸的經濟制裁，大批外商停止投資大陸，甚至抽逃資金。影響所及，大陸外貿出口下降、旅遊業萎縮、經濟下滑、市場疲軟、生產萎縮。
鄧南巡 釋放開放訊息
為扭轉經濟危機，鄧小平在1990年3月對媒體說：「特別要注意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確實保證這十年能夠再翻一番」；不過，北京執政當局並未理會他的意見。
因此，鄧小平決定到南方開放城市巡視，把開放訊息釋放到海外，然後透過「出口轉內銷」，扭轉北京的左傾風氣。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鄧小平在大陸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視及講話，重申「發展才是硬道理，不要爭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鄧在南方的講話和活動一開始，只有《深圳特區報》報導，後來是日本共同社、英國BBC、新加坡《聯合早報》等外媒爭相轉載，才引起北京關注；即便如此，3月30日，《光明日報》未經上級批准轉載《深圳特區報》的報導還是遭到批評。後來，在鄧小平的運作下，央視、《人民日報》等央媒才跟著轉載。4月1日，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才首次公開回應鄧南巡講話。
按照鄧的想法，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受到大陸對外開放政策的鼓舞，1992年實際使用外資首次突破100億美元，達到110.1億美元，是1991年2.5倍；1993年實際使用外資達到250億美元，是1992年的2.5倍。此後，大陸一路成為全球最大的引資國。旺旺、統一、鴻海等台商也多在這一年到大陸設廠或投產。
朱調控 解除經濟過熱
不過，經濟過熱現象很快又成為大陸最大的經濟危機，在經濟恢復兩位數成長的同時，物價自1993年起也再次出現兩位數飆漲，1993年CPI漲幅甚至達到24.26%，情況比六四事件發生前更為嚴重。
時任副總理朱鎔基臨危受命，於1993年7月接掌人民銀行行長，進行改革開放後的首次「宏觀調控」，目標是實現高成長、低通膨的「軟著陸」。勇於任事的朱鎔基於1994年一口氣推出財稅制度、金融體制、投資體制、企業制度、住房制度、物價體制六個方面的改革。
朱在財稅制度上推行「分稅制」，使中央取得財政收入的大部分，地方只拿到小部分；銀行改革則使銀行不再是官員和官商的提款機，把銀行專業化，成立政策性銀行承擔政策貸款的任務，建立現代銀行制度；人民幣匯率和國內物價取消雙軌制，和市場接軌，消滅官員利用特權的尋租空間。這些強力改革制度受到海內外的支持，朱鎔基也因此被媒體稱作「經濟沙皇」。
事後得知，朱鎔基的宏觀調控還是得自台灣「科技之父」、前經濟部長李國鼎的建議。1993年，朱鎔基在大連舉辦「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管理國際會議」，為避免政治敏感，他特別透過世界銀行代為邀請李國鼎到北京給他和大陸高幹「上課」。
李國鼎 向朱提6建議
在90分鐘的「課程」中，朱鎔基只聽不說，李國鼎提出6大建議，朱鎔基在李談話結束時說：「你的建議，我都會去做。」
後來透過李國鼎本人的手記影印本佐證發現，當時他給出的每一項建議，都成為朱鎔基後來的經濟政策方案；舉例說，李國鼎首先提出中央與地方稅收，而後促成大陸採取「分稅制」；其次是穩定經濟、整頓金融，促成朱鎔基提出宏觀調控16條；還有加入IMF（國際貨幣基金）、兩岸科技人員交流、健全財政金融法規與證券市場等。
朱鎔基升任總理後，由他一手提拔的大陸前科技部長朱麗蘭1998年來台訪問時，還特別拜訪李國鼎，強調朱鎔基交代一定要代為表達問候之意。這就是台灣與大陸宏觀調控的歷史淵源。（記者／宋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