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劉典接受採訪時指出，金融危機爆發10年以來，各國紛紛調整經濟內生結構，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但在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刺激性政策邊際效應遞減的背景下，各國紛紛陷入高債務和低增長的兩難處境。
發達國家 量化寬鬆
劉典分析，許多主要發達國家相繼採取大規模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如量化寬鬆政策，通過中央銀行大量買入公司債務，修復企業資產負債表進而改善企業運營狀況，希望通過擴大政府投資、減少稅收刺激國內經濟增長；但後果卻是各國支付能力不斷下降，「債務懸崖」的風險加大。
與此同時，大陸經濟同樣面臨下行壓力，但仍持續高速增長，劉典認為，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大陸經濟從供給側入手，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推出產業政策，培育經濟新業態，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入手，促進經濟健康發展，通過改革出現了功能轉換升級的局面。
陸擴消費 拉動投資
此外，大陸推動城鎮化，也是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良好機遇。劉典指出，城鎮化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人力成本，通過改善文化生活環境，為經濟發展提供所需的高端技術性人才，進而實現創新發展能力的顯著提升，也有助於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促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民生產和收入水準，以潛移默化的手段擴大消費、拉動投資，釋放更大的內需潛力。
（特派員陳君碩／專題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