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指出，五四運動的兩個面向，一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反殖民帝國主義，二者是更影響深遠的在文學、思想上開啟新視野，文藝上以白話文創作小說、新詩、新劇，題材上也更貼近人與現實生活。當時一批旅居大陸的台灣青年，如被奉為台灣「新文學運動奠基者和急先鋒」的張我軍，也在此風潮下受到啟蒙，而將五四的火苗傳遞回台灣。
台灣新文學運動 反殖民
國父紀念館所印製的胡適親筆寫的名言。（本報系資料照片）
張我軍於1924年在《台灣民報》發表抨擊舊文學與舊詩人，此舉引發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也影響了如賴和等前輩文人，楊渡指出，除了白話文運動「我手寫我口」的衝擊，當時台灣舊詩社背後其實代表的也是日本殖民的攏絡手段，舊詩人往往是唱和日本統治者的角色，而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也在全球性的反帝國主義、無政府主義風潮中成長，「透過書寫、戲劇，這種文化上的啟蒙，也試圖解決台灣人當時被殖民的處境。」
另一方面，隨著胡適等五四文人隨國民政府來台，「《新青年》主張的民主、自由思想，『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形象，即追求獨立思考，以科學論證打破傳統迷信、威權崇拜，在戒嚴時期，實則啟蒙了台灣的黨外運動。」楊渡指出，自由主義、黨外運動到民進黨的成立，「可以說台灣今日的民主政治，來自五四。」台灣的民主、自由可視為五四運動的實踐成果。
學習容忍 胡適懂得自由
台灣是五四運動百年最好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台灣的民主仍離當時的理想有距離，楊渡以胡適當年〈容忍與自由〉一文指出，在老蔣的威權統治下看胡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言看似是文人對當權者的卑躬屈膝，但今日看他當年強調異見者也要學習容忍，不應堅持己意而他人皆非，「實為先進！」
「民主不是一個普選的程序就算完成了，民主是實踐和學習的過程」楊渡指出，如何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以更多反省和容忍的精神，避免新的權力者開民主倒車，仍是台灣今日的課題。
(記者李怡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