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將科舉制度移植到台灣；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灣科舉制度得到了進一步完善，與大陸的教育和科舉制度完全一致，之後陸續有台灣士子度海到福州參加鄉試、到京城參加會試。在1890年前後，為方便台灣省舉人來京趕考，由當年台灣官員和在京台灣鄉紳出資購建台灣會館，台灣會館自此開始發揮台灣鄉親聯誼交往作用。
基於台灣會館的特殊地位，北京市台聯彙集兩岸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遍訪兩岸台灣進士遺跡，搜集兩岸鮮活史料，傾力打造文化交流品牌項目「科舉制度在台灣──台灣進士專題展」，2013年至2019年先後在兩岸巡迴展出15次。適值北京台灣會館重張十周年，特此推出「科舉制度在台灣──台灣進士專題展」線上展覽，共同探究台灣科舉的歷史，領略台灣文化精英的風采。
台灣進士作為一個地域歷史人群，其成員總數曾有種種說法。經兩岸學者對現存史料多方考證，自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陳夢球蟾宮折桂，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汪春源金榜題名，210年間台灣共考中33名文科進士。
士紳階層扮演先驅者
台灣的士紳階層對台灣的影響具體而深遠，在台灣社會發展、風氣改良和愛國思想的傳承上，扮演了先驅和宣導者的角色。
儒學教育、科舉制度在台灣培養人才、選拔精英，由此形成了台灣社會的士紳階層。台灣的士紳階層對台灣的影響具體而深遠，在台灣社會發展、風氣改良和愛國思想的傳承上，扮演了先驅和宣導者的角色。從清康熙年間第一位進士陳夢球到清光緒年間最後一位進士汪春源，出身台灣的進士共33名，展現了清代台灣學子登雲折桂的一代風華，也使台灣文風鼎盛、人才輩出、社會日趨進步。
日據時期士子倡儒家
台灣士子在儒學文化的浸潤薰陶下，有朝一日成為人師，肩負起發揚傳播的責任，從鄭用錫、施士潔等的詩作，也都能深刻感受到他們對儒學與儒家精神的切切服膺之情。日本割據台灣，台灣士子透過詩話提倡儒家詩教，借詞婉而意隱之詩，發揚愛國情懷，維繫文化命脈。
科舉制度深入到台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祭祀典禮、文化生活、民間信仰、婚育習俗、社交飲食等各領域都打上了科舉的烙印，其影響延續至今。（黃紀玲）
小靈通-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古代中國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試產生的「士大夫」階層。
公元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科舉制度，在唐朝發展成型，並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1905年），持續了130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