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黃仁宇說：「中國歷代疏於數字管理，而傳統官僚主義的作風，真理總是由上而下，統計數字反映著上級的要求和願望。」此語值得警惕。何謂數字管理，是否辦一些調查，彙編一些統計就算有「數字管理」？應該不是，若這樣就算，那麼自明代以來定期調查戶主、人丁及事產的黃冊已初具規模，何以仍是一片凌亂。
從古至今，「數字管理」到了政府手上，經常會反過來變成「管理數字」，數字管理意味著以數字來檢視施政得失，據以改善政府治理，讓社會更進步。但反過來，變成管理數字時，那便是把不好看的數字管到好看，把有殺傷力的數字管到消失，然而這麼做只是自欺欺人，終將讓一國社會病入膏肓而不自知。
明代之所以發生土木堡之變，問題就出在數字管理，《為邊計事》一文指出：「今之為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概妄報功次，又有斬獲一、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其為欺妄，不言可知。」這些官僚把小勝吹噓成大捷，把壞消息說成好消息，難怪會誤判情勢而有亡國的慘敗。
明代中葉這種浮誇的風氣必然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而會累積出這種文化又必定是上位者聽不進直言所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於是「數字管理」就變成了「管理數字」，官僚體系就成了「捷報中心」，再壞的消息都可以轉化成好消息，如此十年、二十年自然就形成報喜不報憂的風氣，當大家習慣於把警訊說成喜訊，把危機說成轉機，把戰爭視為兒戲，於是英宗御駕親征，以為此去可以直追唐宗宋祖，詎料全軍覆沒，兵敗被擄，而成土木堡之變。
看到這一頁慘痛的歷史，我們該問的是何以官僚體系回報的數字要如此迎合上級的要求？何以明知國力衰弱卻仍要以統計來呈現四海昇平？顯而易見的，這自然與上位者不願聽逆耳直言有關，久而久之，自然造成寒蟬效應，而形成報喜不報憂的官僚文化。
昔日隋煬帝夜宿甘泉宮，只講了一句抓些螢火蟲來看看，主管官署便連夜派數千人抓了五百箱螢火蟲。隋煬帝也許本來只要五箱，但經下層文官揣摩便成了五百箱，上位者一句雲淡風清的談話，經揣摩後總會不斷放大，古代如此，今天亦然。
再如，唐初文德皇后為太宗選得一絕代佳人為妃，然此女早已許配陸爽，大臣魏徵直諫此事，唐太宗從善如流，停止冊封，但陸爽卻上表極力否認有此婚約，群臣也力促儘速冊封，太宗深感困惑，對此，魏徵直言：「原因很簡單，陸爽怕陛下表面寬容，日後仍會找機會報復，因此否認婚約。」官僚體系怯於直言，昏君如此，明君亦然，上位者對文官體系的壓力之大，於此可知。
千萬別以為這是歷史故事，認為今天不致於如此。事實上，只要有政府存在，只要居上位者喜歡聽好消息，在無形的壓力之下，這些情況一樣會發生。舉例來說，當民間投資不佳，為讓上位者高興，文官們可以強調外資來台持續熱絡；當薪資成長低緩，則可以大談薪資續創新高；當家庭儲蓄率跌破20％，則另闢蹊徑點出國民儲蓄率已升逾30％；而面對二十等分位所得差距擴大，則堅持五等分位才能與國際接軌；至於景氣燈號低迷，則遙指股市已上萬點，前景依然樂觀。
長期從事統計工作者都知道：「統計是良心事業。」總體數據的解讀固然有一定標準，但有心者一樣可以從壞消息「提煉」出好消息，然而這樣的解讀卻有許多陷阱，例如外資來台熱絡，何謂熱絡？是招商承諾金額？還是實際到位金額？而所謂外人直接投資（FDI）大好，到底是實際投資所致？還是來台併購使然？其間差異大矣。再如家庭儲蓄與國民儲蓄，雖然都是儲蓄，兩者意義差別也大矣。又如所得差距若僅看五等分位，那麼十七年來台灣所得分配確實並未惡化，但若看前5％、前1％的占比則會發現，變化大矣。
這些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經常低於全球經濟成長，景氣也已有七年之久亮不出紅燈，然而若要報喜不報憂，還是可以說我國民間投資首度突破三兆、出口續創單月新高、薪資創有史以來最高、工業生產刷新歷史紀錄。這些話雖振奮人心，但對總體經濟稍有理解者都明白，這些數值放在時間座標上原是「遞增數列」，數值逐年升高原是常態，不值得大書特書，該關注的是數值的成長率而非數值本身。
以史為鑑，為避免統計數字淪為「反映上級的要求和願望」，執政當局必須以更開闊的胸襟來面對統計，惟有如此，才可以降低官僚體系長期以來過度揣摩上意的文化，扭轉報喜不報憂的風氣。而也惟有如此，主政者才能掌握到更正確的資訊，來日施政成果也才可望更上層樓。
（工商時報／主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