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國政協副主席、祕書長夏寶龍，以副國級之尊接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距離駱惠寧接任香港中聯辦主任才一個多月時間。
兩位昔日的封疆大吏，先後入主港澳系統，代表北京對治港工作已經有新的思維，顯然是要借助他們過去的治理經驗，來梳理「高度自治」的香港問題。
夏寶龍、駱惠寧 資歷深
多維報導，夏寶龍1952年出生，仕途已近50年，從共青團天津市河西區與河西區街道辦等基層機構起步，擔任過區長、區委書記、天津市常務副市長、浙江省委副書記等實職，兼任過浙江政法委書記，主管公檢法。後來獲擢升浙江省長、省委書記，成為封疆大吏。任職過的天津、浙江，均屬於經濟發達、政治地位相對較高的省市。
駱惠寧則出生於1954年，曾在安徽省經貿委工作，歷經省外經貿廳副廳長、省政府辦公廳主任、巢湖地委書記、省委宣傳部長等不同崗位，經驗豐富，熟悉體制，逐步晉升為副部級的省委常委，後來又以省委書記的身分主政青海、山西。他2016年調任山西省委書記時，正值山西官場塌方式腐敗的重塑階段，顯見他能獲北京充分信任去收拾殘局。後任山西省委書記樓陽生評價駱惠寧，「正值山西政治生態在治亂中奮力治本、經濟發展在下行中奮力前行的關鍵時期，為山西改革發展穩定傾注了大量心血。」
夏寶龍和駱惠寧皆是封疆大吏出身，屬於典型的政治幹部。這類官員具有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另一方面政治資歷深，地位高，實際能夠掌握、協調的資源高於尋常的正部級官員。
重要省分 主政者地位高
大陸現行政治體制，雖然省委書記、省長和部委主官都是正部級，但不同省之間、省與部委之間、部委之間還是存在區別。比如人口大省、經濟大省或具有戰略意義、事關國家大局的省分，其主政者地位通常都會高於一般省分，像浙江省、山東省主政者，其地位必然高於寧夏、甘肅。
過去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同屬正部級，但地位明顯低於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而夏寶龍和駱惠寧，一個是曾執掌經濟大省浙江省的省委書記，現又是副國家級領導人，另一個是曾執掌兩個省的省委書記，由他們兩位老將入主港澳系統，直接提升港澳系統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能量。
「一國兩制」的香港，在定義中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必須充分認識到，香港畢竟是北京管轄的特別行政區，北京有責任管理好香港，為其長遠的發展出謀畫策，才能讓「一國兩制」生機勃然，讓「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而香港的繁榮穩定不是毫無作為就可以保持，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麼都不做。
去年以來的香港困境，從占中、旺角騷亂到修例風波，港人怨氣和不滿，來自於過去一些年治港工作缺乏作為，以放任為之的消極態度來對待，才導致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結構性矛盾不斷累積，讓香港社會變成火藥桶。
高度自治 不是完全自治
北京要落實「高度自治」的同時，也有效治理香港，就要把「懂政治」的官員放到重要位置，從政治角度來處理香港問題。由於修例風波的教訓，以去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為節點，可以看到北京治港政策正在發生方向性轉變。讓夏寶龍、駱惠寧這樣的老將出馬，正是這一政策變化在人事層面的體現。
夏寶龍、駱惠寧皆有數十年地方工作經驗，相對比較擅長治理。他們主政重要省市時，要與轄區幾千萬人民打交道，平衡各種利益群體的關係，又要處理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要協調好經濟增長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間的內在張力。
必須承認，在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下，地方大員才是國家的主要治理者，相對擅長從宏觀、整體層面思考和處理問題。而這些特徵，對於政府認受性嚴重不足、社會撕裂、深陷「小政府、大市場」迷思、貧富懸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陷入瓶頸的香港來說，具有積極意義。只是，香港各種深層次問題積弊日深，以及各種外國勢力交相牽扯，夏、駱兩人能否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處理好香港事務，還待觀察。（記者／洪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