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簽政治協議的門檻提高，比照修憲標準，有學者指出，條約監督在事後監督上，若加入公民投票制度，從民主理論上而言有其道理，但門檻是否與修憲程序相同，應可再考慮。
政大法學院3月29日舉行「兩岸條例有關『政治議題協議民主監督程序』修法之探討」座談會。東吳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胡博硯指出，我國關於兩岸關係的法律規範為《憲法》增修條文所明定，立法者有義務針對兩岸間之來往交流，訂定相關法律規定；若規範有所不足，立法者必須加以增訂，否則即屬立法怠惰。
他認為，兩岸間的協議就重要性而言，不亞於國際條約及書面協定，亦應送交立法院審查；若依循大法官解釋釋字第329號解釋之意旨，條約之監督亦可為事先之監督；事後監督部分，若加入公民投票制度，從民主理論而言亦有其道理，但是否與修憲程序相同，應可再考慮。
政大政治系教授蔡中民指出，年初大陸提出「習五條」，裡頭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要求台灣方面推派代表進行「民主協商」，但我方擬具的修法草案是以法律手段訂定監督機制，對協議內容把關。但對陸方而言，「參與民主協商」應是指提供建議與看法，或是為方案內容背書、表示認同。就法律層面而言，簽訂協議之雙方須具平等地位，顯非陸方所能接受。
蔡中民表示，大陸的「民主協商」機制前提條件是中共領導，若是針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恐怕沒有簽署協議的空間。但他強調，修法舉措可有效監督協議內容是否妥當，只是採用法律方式處理政治爭議性較高的議題，不可不慎。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宋承恩認為，這樣的修法是民主程序性的「安全閥」，是防禦性概念。針對陸方提出「一國兩制」、進行和平統一，邀台灣各界推代表民主協商，若傾向台獨則不放棄武力攻台，且台灣在國際上受到去主權化的作為壓迫，值得正視。
（記者／潘維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