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上台7年多，外界觀察到中國整體外交政策一系列變化，似乎可形容為從「韜光養晦」轉向「戰狼式外交」，這與大陸自身實力發展有一定關係，世界局勢迫使中國不能再「廣積糧、築高牆、緩稱王」，中國必須承擔一個「大國」的國際責任。
2019年12月，大陸外交部一次例行記者會中，有外媒提問中國外交官涉嫌威脅某小國必須使用中國華為公司產品，發言人華春瑩的答覆中有這麼一句：「我告訴你，這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有責任堅決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的正當合法權利。」被視為中國當下「戰狼式外交」的典型注腳。這不是華春瑩唯一一次充滿鬥爭意識，也不是獨屬於她一個人的特質。
外交官展示強硬進攻性
多維新聞報導，在外界看來，近年尤其是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大陸外交官員越來越多地展示其強硬的和進攻性的一面，遍布全球的駐外人員越來越習慣在世界各國積極地為捍衛國家利益發聲，並散播其價值觀念。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以鮮明的個人化語言撰文炮轟日本軍國主義為「伏地魔」，稱靖國神社為其「魂器」。類似地南海仲裁案，中印洞朗對峙，中韓薩德危機，中國海空活動區域擴張和吉布提軍事基地落成，中國推行「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力抵美國貿易戰衝擊等事件，大陸駐外使節人員集體發聲，給予外界一種認知，「獅子可能已經醒了」。
習近平時代開始不久後，中國國內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外交路線距離鄧小平當年所確立的「韜光養晦」越來越遠。2013年10月的中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提到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2014年7月，習近平在出訪拉美四國前提出三個「更加積極有為」（更加積極有為地維護世界和平、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國際事務、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發展）。中美貿易戰打響時，決策層一改1990年代的妥協策略，選擇硬抗到底。
（中新社資料照片）
改四面出擊 迎兩個轉變
這樣的變化曾引起爭論。圍繞著「韜光養晦」還是「奮發有為」，輿論曾發生激烈爭論。2016年逝世的中國鴿派外交官吳建民曾公開批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認為「誰舉起戰爭的旗幟誰倒大楣」，指責放棄韜光養晦很危險；鄧小平之子鄧樸方則在2018年中美對抗時發表公開演講，「我們應當剝去表面尋找真理，頭腦保持清醒，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適時著眼處理中國自己的事情。」隱晦地表達傾向。
但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中國如今經濟實力足以和美國並駕其驅，就必須重新認知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既然擁有了力量，就應該利用影響力去積極參與甚至主導一些事務。如果中國主動放棄權利，就等於拱手將機會留給別人。
1978年以後，鄧小平修改了毛澤東的「四面出擊」外交策略，主動做出「兩個轉變」，迅速改變了中國所處的外交困局。除了中越邊境爆發的衝突之外，中美蜜月期來臨，中日破冰，中蘇相逢一笑泯恩仇，甚至中越也停止了彼此的軍事行動。
調整步調 路線與時俱進
這一切都是基於鄧小平對「中國既是大國也是小國」的自我清晰認知，放棄激進的進攻性外交路線，停止革命輸出和意識形態對抗，埋首於自我發展。這一時期中國外交傾向於全面收縮，避免在國際舞臺表達自己，即所謂「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此後江澤民、胡錦濤基本延續了這一基調。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中國的克制反應，與毛澤東時期和今天的中國外交形成截然的對比。中國外交部整體上呈現不慍不火，冷靜到刻板。
不過，由於中國越來越難以迴避自己應有的角色，因此緩慢地開始做出了改變。到胡溫晚期，中國已經越來越難掩藏自己，加之經濟體量的擴張催生與世界越來越多的矛盾和調試困難，加之國內越來越高漲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到目前，外交上的積極有為的過渡已經不可避免。「戰狼式外交」也許足夠形象，卻就像「韜光養晦」容易引起多種釋意莫衷一是一樣，它也無法簡單地被解讀為張牙舞爪的進攻，其背後應該包含更豐富的內容。（記者洪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