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活動到了明代，相較前代豐富。前篇提到的「射柳」原本是胡俗，自匈奴、鮮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古老「蹛林」（案，蹛為滯的異體字，音同）祭祀活動。至遼代，被引入皇家典禮中為天旱祈雨。到金代，社柳逐漸演變成端午節的一項遊戲，不再是祈雨活動程序之一，並經元代傳至明代，成為一項固定的端午武戲。
明成祖朱棣擅長騎射，對射柳活動更是重視。永樂十一年（1413）五月癸未端午，明成組駕幸東苑（今北京故宮東華門外皇史宬一帶）觀擊球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 這一天「天清日朗、風埃不作，」明成祖命下場擊射的貴族們分為兩隊遊戲，同時「令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
射柳演變成馬術表演
當時還是皇太孫的明宣宗頗為露臉，「擊射連發皆中，」明成祖很是高興，射柳活動結束後，大大嘉賞了一番自己15歲的愛孫。除了皇孫，諸王大臣以下擊射中者，賜彩幣、夏布有差。至此，端午射柳就成為明宮中一項重要的活動，每逢端午，皇帝在賞賜朝堂官員們粽子和酒後，移駕到後苑觀賞武臣的射柳活動。不過後來隨著明代朝廷文風愈發盛行，射柳之武功涵義也逐漸淡化，只做為一種節令遊戲沿襲在工中，後世更被稱為「走驃騎」。
嘉靖三年（1524）端午節，皇帝就曾「以旱災風霾，罷端陽節閱驃騎、龍船遊宴。」可見當時射柳的「驃騎表演」已成明宮定式。及至萬曆年間，「京師及邊鎮最重午節」據《萬曆野獲編》卷二《列朝二》之「端陽」一節記載，「京師惟天壇遊人最勝，連錢障泥，聯鑣飛鞚。豪門大賈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為娛。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內廷自龍舟之外，則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驃騎』，蓋沿金元之俗，命御馬監勇士馳馬走解，不過御前一逞迅捷而已。」本為彰顯武功之射柳在明代宮中演變成馬術表演，和射柳習俗已若即若離。
龍舟賽一度流行宮中
至於划龍舟的習俗，在元世祖下令禁止龍舟賽之後，明代初年經過一段時間內的放任及默許，龍舟競渡又重現，而這一切的發生又是在政治中心北移之後，生長北方的皇帝統治期間。
划龍舟的活動在明代時已經在各地區盛行，且發展出不同的龍舟形制以及划龍舟的方式。張岱的《陶庵夢憶》記載明代瓜州的龍舟競渡情況，自五月初一開始到十五結束，歷時半個月。另外楊嗣昌的《武陵競渡略》記載了明代沅湘一帶為祈求解除災禍而設的競渡習俗，除祭祀之外，還要在競渡前由巫師作法，祈求勝利。划龍舟後，人們還會舀取龍舟中的水，加入百草用來洗澡以避邪。
明代「賽龍舟」還曾在宮廷流行過，按明代陸容《菽園雜記》記載：「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吃糕粽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上迎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舟，炮聲不絕。」所以明代皇帝在端午節也是很忙碌，要先去觀賞武臣的射柳活動，然後再陪母后去看龍舟賽。
但後來明代政府認為賽龍舟有三害，一即破財，二為起鬥爭、詞訟，另外龍舟若不幸翻覆，損傷性命。於是也下令禁止，但「細民樂為之，官府終不能禁」，因這一競技娛樂相當刺激又吸引人，民間對賽龍舟的熱情絲毫不減，所以不管朝廷有何禁令，民間仍是照行不誤。
配合時令穿吉服
除了射柳和划龍舟兩項動態活動，據劉若愚《酌中志》記載，明代宮廷每到端午，還要在門旁安放菖、艾盆，並在門上懸掛畫有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五毒的故事，樣式與年節所掛的門神相仿，且一個月後才撤下。宮眷及內臣從初一開始到十三日，均須穿著「五毒艾虎補子蟒衣」作為端午節期間的應節服飾。所謂艾虎，本是用艾草紮成的虎形，人們製作艾虎以希望驅除鬼魅及毒蟲。且艾虎在宋代時，更成了張天師的坐騎，二者結合後的造型更加威猛。
明代用於時令節日及各類吉慶場合的服飾被劃分為專門的「吉服」，與其他款式常服、便服相同，但衣身多使用高等級或應景題材的紋飾。明代吉服典型裝飾有兩種；一種在前胸、後背飾以方形或圓形的補子。另一種是通身織繡雲肩通袖膝襴紋樣。其中「五毒艾虎補子」屬於前者，「蟒衣」則為後者。而帝王后妃的吉服補子，則以龍蟒鸞鳳為主要元素。
而民間則保留宋代仕女簪，戴天師、艾虎，只是天師的名稱有了變化；崇禎《嘉興縣志》記載：「婦女剪䌽作小偶曰健人，佩之。」當時嘉興縣已有「建人」的名稱。另外嘉靖《夏津縣志》：「小兒系䌽絲，人戴艾虎。」、嘉靖《江陰縣志》：「婦女簪艾虎、佩靈符以辟邪。」都記載了民間女子與小孩配戴彩絲、簪艾虎、靈符以避邪的習俗。此外，人們還會用彩帛、通草做成老虎和五毒的形象，綴在大艾葉上，懸於門首。而明代新出現的風俗，是用雄黃塗抹於耳鼻，認為這樣可以避蟲毒。李時珍《本草綱目》也解釋道:「雄黃味辛溫有毒，具有解蟲蛇毒、燥濕，殺蟲驅痰功效。」至明代亡之後，五毒吉服隨著冠服制度的更改，才漸漸淡出人們的記憶。
（編輯／蕭民傑）
延伸閱讀